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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博士梅光迪            【字体:
文学博士梅光迪
作者:王翔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6-10    
  南陵史话
   
    文学博士梅光迪
    王翔
   
    梅光迪(1890-1945),字觐庄,号迪生,文学博士。出生于本县弋江镇西梅村的一个世代书香之家。梅光迪6岁随父读书,12岁中秀才,时人目之为神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起,在安徽省高等学堂、上海复旦公学学习。宣统三年(1911年)考取官费(第三批庚款)留学,入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学习。民国2年(1913年)派往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梅氏在清华学堂攻读三年,不仅为其留学美国,获文学博士学位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且为其日后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烙上了鲜明的印记。此时正是梅氏意气风发的弱冠之年,清华无疑成为其新思想和整个文化观念孕育的温床。
    民国2年,梅光迪前往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就读,不久即转入芝加哥西北大学攻读西洋文学。留美期间,梅光迪清华时期的同学,以后足可以称为学衡派核心和主将的胡先骕、汤用彤等也先后均游学美国,并在大洋彼岸获得硕士学位。梅光迪还结识胡适、任叔永、杨杏佛、康擘黄等人,并相遇上海复旦公学的故交——文史大师陈寅恪。他们都受过系统的传统教育,又正在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因此,民族主义和建设世界性新文化的朦胧意识,更增强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民国4年,原就读于芝加哥西北大学的梅光迪仰慕新人文主义大师白壁德教授之声名,转入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研究院,以白壁德为师,系统地学习和研究并接受了白氏基于个人道德完善的人文思想,专攻西洋文学。研究院学习期间,梅光迪刻苦攻读,博采东西,并览今古,成绩优异,毕业时获文学博士学位。因此,梅光迪与其清华、哈佛学友,以后的学衡派中坚成为我国第一代系统接受近代科学训练并正式灌注西方文化知识的学者。
    民国4年夏季,一场有关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的争论在美国绮色佳拉开了帷幕。其时,胡适先生已认为白话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在绮色佳度夏时,胡适和梅光迪、任叔永、杨杏佛等人常常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讨论中,胡适提出的中国文化新观点。遭到梅光迪的反驳,绝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会死的文字,双方争论的十分激烈。是年9月17日,在梅光迪刚从芝加哥西北大学毕业,前往哈佛大学拜白壁德为师时,胡适做了一首长诗送给梅光迪,其中有两段宣言: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文学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生视。……作歌今送梅生行,狂言人道臣多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为重轻。
    在这首诗中,胡适第一次引人注目地用了“文学革命”这个名词。由于当时胡适初到纽约,梅光迪初到哈佛,两人都很忙,没有打笔墨官司的余暇。“但这只是暂时的停战”(胡适语)。
    直到民国5年7月,一首小诗再次引起了双方大论战,拿胡适自己的话就是,竟把他本人逼上了决心试做白话诗的路上去。
    这一年7月8日,任叔永同梅光迪、陈衡哲女士、杨杏佛、唐擘黄等人在凯约嘉湖上摇船游玩。任叔永做了一首四言的“泛湖即事”长诗,寄到纽约给胡适看。诗中有“言棹轻楫,以涤烦疴”,又有“猜谜赌胜,载笔载言”等句子,对于此,有自己想法的胡适是颇不以为然的,他写信给任叔永说:诗中所用“言”字“载”字,皆系死字;又如“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二句,上句为二十世纪之活字,下句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称也。
    胡适此言一出,梅光迪立即撰文代抱不平:足下所自矜持为“文学革命”真谛者,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于叔永诗中稍古之字,皆所不取,以为非“二十世纪之活字……夫文学革新,须洗去旧日腔套,务去陈言,固矣。然此非尽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之谓也。”
    梅光迪有点动肝火了。也许,幽默的胡适成心要和他开开玩笑,做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话游戏诗回答梅光迪:人间天又凉,老梅上战场。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说什么“中国应有活文章!”说什么“须用白话做文章!”文字哪有死活!白话俗不可当……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哈哈大笑。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这首打油诗自然一半是少年朋友之间的游戏,一半是胡适有意试做白话的韵文。梅光迪显得有些义愤,他告诉胡适: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
    有关胡、梅两人之争论姑且考证到这里,世事沧桑,尘埃落定,今之有心人已大多能对往事去其伪、辩其真。应该说,今天人们能读上简易、爽口的白话文,是托了胡适先生的福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文的,当然不止胡适一个,但他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贡献最大。而作为胡适对立面出现的梅光迪先生,此时无疑处在了一个不尴不尬的境地。
    为什么梅光迪身居美国那个时新、多元的社会,偏偏会对文言钟情有加,痴心不改呢!也许应该追溯梅先生幼承庭训,启发愚蒙时留下的影响,也许应该从白壁德“同情加选择”的新人文主义中寻找答案。
    民国6年1月,陈独秀把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刊载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上,同胡在美国业已形成的观点相比,此文对著名的“八不主义”作了结构次序上的调整,并逐条加以解释和发挥。也许是在美国遭到梅光迪等朋友们激烈反对的缘故,胡适收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降格”称作“文学改良刍议”,但这样并没有妨碍为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铺路,“文学革命”已经在批评、赞赏或同情的争论中轰轰烈烈展开了。
    这一年6月21日,“暴得大名”的胡适踏上了回国归程,执教于北京大学。之后,以他为首的自由派,以陈独秀为首的激进派迅速联手,从经济史观入手,以进化论为理论依据,强调西方的物质文物,无情地鞭笞传统文化在政治生活中的历史惰性、主张欧化或西化。在这风起云涌、自由讨论、百家争呜的时代,此刻的梅光迪又在干什么呢?《吴宓自编年谱》于民国7年记录下如下事例:彼(指梅光迪)原为胡适之同学好友,迨胡适始创立其“新文学”“白话文”之说,又作“新诗”,梅君即公开步步反对,驳斥胡适无遗。今胡适在国内与陈独秀联合,提倡并推进所谓“新文化运动”,声势煊赫,不可一世。故梅君正在“招兵买马”,到处揽求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为一全盘之大战。按公(指吴宓)之文学思想态度,正合于梅君之理想标准,彼必来求公也。
    民国11年,这是中国学术界值得大笔特书的一年。其时新旧文化、中西文化、问题与主义、科学与玄学之争日益深化。到这一年,梅光迪、吴宓、胡先骕、汤用彤先后回国,并先后执教于南京东南大学。同年1月,由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人创办的《学衡》杂志首刊(所以,他们被称作“学衡派)针对新文化运动中只关心政治实体存亡,漠视传统文化绝续,企图以近代西方文化全面取代中国传统的偏颇之弊,学衡派标出“论究学术,阐述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学术宗旨,与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在第一期《学衡》杂志上,梅光迪发表了《评提倡新文化者》一文,文中,梅先生的态度鲜明:“一曰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二曰彼等非创造家乃模仿家也”、“三曰彼等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四曰彼等非教育家乃政客也”。胡先骕发表《中国文学改良论(上)》,认为:文言“除少数艰涩之句外,莫不言从字顺”,“动辄洋洋万言,莫不痛快淋漓,汗悉必达,读之者几于心目十行而下,宁有艰涩之感。又何必白话之始能达意,始能明了乎?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中,认为有些宣传是“专取外国吐弃的余屑”、“专取一家之邪说”。
    学衡派这些观点即出,立即遭到自由派、激进派的有力驳斥。应当看到,由于这场争论使双方相互攻讦,各执其偏,自由派、激进派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发展的内在承续性,企图用西方文化全盘取代民族传统,而以学衡派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则过分强调传统文化的超稳定性,缺乏批判旧文化所必需的心理承受力,争论双方似乎越走越远。
    民国11年2月9日,鲁迅先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其著名杂文《估〈学衡〉》,这篇文章中,鲁迅先生斥责学衡派“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
    “历史是人的创造物”,这句话确实有合理的成份。在很多年里,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一篇文章都被引用为定论,甚至可以盖棺论定。或许是受到此类种种影响,学衡派至此与“封建”与“复古”联系在一起。但笔者据此查找梅光迪这一时期撰写的文章时,发现除《评提倡新文化者》外,梅先生还发表了《评提倡学术之方法》、《现今的西洋人文主义》、《安诺德之文化论》、《孔子风度》等文。似乎可以这样认为:梅光迪独立支撑的,是以人文主义的眼光看待中西文化,标明中西文化为独立平行的两大文化系统。他肯定儒家思想近代转化的科学价值,主张中西互补,以固有文化为主体积极整合外来文化,这正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精谛所在。在新旧文化争论中,学衡派与自由派、激进派形成了表面上针锋相对的两极,事实上共同促进了新文化的启蒙运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三个“诸子百家”争鸣时代,其中涌现出的近现代国学大师们,无不体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这一共同的特点。
    不可否认,梅光迪并不是二十世纪自觉地向西方寻求学术真理的最早的一批学者,但他却是在西方学术界逗留时间较长久的文史学家。在美国学术的主流社会,梅光迪保持了深远的学术影响力。民国13年至民国25年,梅光迪在美国哈佛大学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直至教授(其间,民国16年匆匆返国,至沪娶李今英为妻,相偕赴美,并一度代理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长)。梅光迪在哈佛大学十多年执教期间,就像林语堂向东方人讲授西方文化,向西方人讲授东方文学一样,着重讲授孔子儒家哲学,培养了大批汉学人才,在欧美学者中颇具影响。
    有学者论梅光迪学术思想,是融白壁德新人文主义与孔子儒家于一炉,这的确一语中的。那么,这中西、古今两大文化思想在梅光迪身上又是怎样相融的呢?这需要具体分析。
    先说说什么是白壁德新人文主义。根据笔者查阅资料和自身体会,有以下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十八、十九世纪,当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在英法等国蓬勃展开,在西方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就出现了一批思想家,他们反对工业强国对人性的蛮性冲决及对其他弱国的掠夺,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及各种民族文化的价值。至二十世纪初,以白壁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者更力持反对自培根以来的科学主义和自卢梭以来的浪漫主义,强调以古典时代的道德约束人性中本能的冲动,希望从文化传统中汲取精华,建立一种内省的新文化。事实上,也正是靠白壁德的举荐,梅光迪得以走上哈佛的讲坛,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晚清以降,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中日矛盾更是一触即发,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虑,探索救亡之道。此刻的梅光迪虽身居异邦,亦心念祖国。1936年夏,梅光迪在抗日烽火点燃前夕,踏上了回国的征程,时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担任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文系主任。因为梅光迪深孚众望,他连续当选为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参政会上,梅光迪曾提案主张国立各大学增设东方语文学系,给大学教育以相当自由。显而易见,梅光迪在尽抗战一份子力量的同时,依旧积极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尤其是浙江大学迁往贵州遵义后,作为文学院长的梅光迪重通才教育,亦注意理智之训练,重视学以致用。经竺可桢校长同意,梅光迪在浙大继续发扬“学衡”精神。那时规定:一年级学生都要必修古文一年,从远古到明清,按顺序选读。文师两院学生还要求加读一年历代文选,其目的要学生能够读懂古代文选。此外对一年级学生还要必修一年英文,对文师两院学生还要多读一年英文。目的使学生了解西方文化和科学。在中外两种文化都能吸收的情况下,培养出既不脱离自身文化传统,又能与时代相适应的高标准有用之才。
    民国34年12月,在贵阳医院,梅光迪先生病逝,享年55岁。学人逝世,学界震恸。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亲自主持追悼,社会名流唁挽甚多。时任教育部长朱宗骅挽梅先生教育绩云:“博学重通才流播遗风开往史,清言匡大计婆娑乔木启英豪”。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也以“人师典型”旌挽。
    “寂寞身后世,千秋万岁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任何生存者,只要以学人的身份给予其在社会阶层的文化定义,其命中似乎注定无法逃避“生的渺小与死的寂寞”。随着时光的流逝,梅光迪先生的学术功业已渐渐“藏之名山”,难以为外人知晓。不过,从晚清张之洞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到中西杂糅,中西合璧”,直至今日的全球化浪潮。这一环套一环的历史情结,越发呈现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今天应有的价值,也必将凸现出梅光迪这位学人的生存境界与人格的力量。
    (《南陵史话》网络版由《南陵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授权好心情文艺独家发表,请勿转载!)
文章录入:塞北肥羊    责任编辑:塞北肥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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