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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名士徐乃昌            【字体:
江南名士徐乃昌
作者:南陵县文…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6-10    
  南陵史话
   
    江南名士徐乃昌
    南陵县文史办
   
    徐乃昌为晚清年间海内著名的藏书、刻书、金石考证、古物字画收藏家,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学者之一。他一生宦游中外,经历不凡,业绩昭著。
   
    生平概述
    徐乃昌,字积余,晚年号随庵老人,祖籍安徽省南陵县上北乡十都一图汤村徐(今工山镇山峰村)人,生于清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一日(1868年),卒于民国34年(1945年)正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六岁。
    徐乃昌自幼颖异聪慧,博学广闻,才华横溢,好学汲古,勤考经文。十余岁时,曾从苏州名书法家姚孟起先生学书。年弱冠,即离家自立。光绪十九年(1893年)以优贡至南京中乡试,为举人,援例候补知府,分发江苏。光绪二十七年署淮安知府,继而特授江南盐巡道,兼金陵关总督;主办江宁积谷局,通州、金陵厘捐,淮、海、徐赈捐;督察通海垦务。因其优越之政绩,出类拔萃之才干,获得外务部侍郎徐寿明之器重,向清政府举荐,奉旨交军机处记存。不久,提调江南高中、小学堂事务,总办江南高等学堂,监督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前身),特派至复旦大学毕业考试监督(当时校长为马相伯),又督办淮海盐总栈、兼沙漫州(十二圩)缉私,会办淮南盐务公所。光绪三十年,清廷派遣江南学生近百人赴日本留学,学习陆军、实业(铁道、造船……)、师范等,徐受总督端方委派总领其事,并在日本考察政务,赏戴花翎,钦封二品衔。
    徐氏一生政绩显著,礼贤下士,纳识举才,曾语人曰:“为善最乐,莫如好施行道,端正扶危,风人语人,我应岂恻慈祥,安置妥贴,情非市惠伶心,岂要举俗励浇薄功”。
    约光绪二十六年间,徐乃昌去广州与名门千金刘世珍(安徽贵池县人,其父刘瑞芬由驻英、法、德、意、奥、比、荷七国大使任满回国,就任广东巡抚)联姻。
    在北京,徐乃昌曾就学于大学士翁同和门下,受到翁常熟高度赞誉,称其为翩翩佳公子也。
    “戊戌维新”,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徐乃昌曾与康有为、梁启超、张謇、江标等创办新学堂。民国9年起,他襄助张季直创办通州师范、女子师范、南通学院、盲哑学校、南通图书馆,继又授命为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张之洞、刘坤一等办理外交事务。
    辛亥革命后,徐乃昌旅居上海,与著名书画家陈夔龙(字小石,原北洋总督)、萧崖泉、姚虞琴、李瑞清、吴昌硕、黄宾虹、王一亭,研究版本学者费念慈、吴大徵,金石考证家叶昌织等组织贞元会(聚餐会),相互呤诗、绘画及书法贻赠。并与上海军政府商务总长王一亭设立慈善机构,名仁济善堂,以救济灾民。并为旅沪同乡建立徽宁会馆。
    民国20年,安徽洪水泛滥成灾,徐乃昌关注桑梓灾情,向上海各界募捐,除呼吁救济单位支援外,还亲自上门拜访皖籍同乡大户,募得巨款,径汇南陵。
   
    藏书刻书
    徐乃昌二十岁时,在北京琉璃厂书肆初识缪荃孙(古汉语学家,藏书历史近五十余年),从而结交。缪氏曾语人曰:“我的‘艺风堂’清人文集虽有千种之多,但比起‘积学斋’只是小巫而已。”故徐氏藏书之多、之精、海内闻名,时人誉之为藏书巨子、刻书大家。据徐氏嫡裔称,其藏书盛期达数万卷,与当时我国著名藏书家南浔刘氏“加业堂”、常熟翟氏“铁琴铜剑楼”齐名;能与其戚谊安徽省贵池县刘世衍(字葱石)“聚学轩”媲美。当时徐、刘二氏为安徽出版界作出了杰出贡献。
    徐乃昌室号“积学斋”,富于藏书,古今版本,种类繁多。徐氏藏书,同时刻书、著书,内容广泛,涤洗得当,纷杂排列有序,典籍经文,诗词歌赋,水经地释,花部农谈,兵刑礼乐,金石碑帖等广博而精深。其中:自撰自刻有《南陵县志》四十八卷(民国初年)、《南陵建制沿革表》一卷、《金石古物考》一卷、《续方言》一卷,《汉书儒林传补遗》一卷。
    自撰尚未刊行有《积学斋藏书记》、《随庵珍藏书画记》、《金石目》、《吉金图》、《安徽省金石图》。
    精选所藏善本古书(其中不少为宋元版本)重新校刻有光绪二十四年完成之《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百家》十集一百家一百零七卷、光绪二十六年完成之《郈斋丛书》二十种五十七卷、光绪三十年完成之《皖词纪胜》一卷、光绪三十四年完成之《随庵丛书》十六种三十八卷、宣统元年完成之《闺秀词钞》十六卷、宣统三年收录其师友诗稿《怀豳杂俎》十二种十七卷、民国5年完成之《随庵丛书续篇》计十种三十九卷、民国12年曾影印刊刻《宋元科举三录》三卷、同年还有单刊之《玉台新咏》十卷、《徐文公文集》三十卷、民国13年影印刊刻有《锦瑟集》一卷。
    凡经徐乃昌校刻翻印之旧有典籍,从无草率、照抄、敷衍之弊,而是极其严肃、认真,精心审阅,并附有例言扎记,详加注释,以飨后人,其中不乏善本乃至海内孤本,赖以珍藏刊刻才免于泯灭。《玉台新咏》系影刻明赵均“小宛堂”版本,好利之书贾尝以徐本充赵本索价,可见刻印工精制已达上乘。1984年间,中央电视台在五频道曾播映:安徽南陵徐乃昌珍藏明手抄本农书一本、系海内孤本,今存于北京图书馆内。
    徐乃昌曾与张元济、李拔可、陈叔通、缪艺风、吕鹿笙等研究古籍印刻,为清末私家藏书、刻书之代表人物,张静庐先生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一书中,论述近代刻书在中国出版史上的地位,指出它“在中国为最精”,在提到董康、陶湘、刘世衍、徐乃昌……等十五位代表人物中,徐乃昌亦名列前茅。
    明、清两代,安徽刻书在中国出版史上占重要的一页。咸丰、同治之后,安徽刻书较之江、浙稍有逊色,渐趋衰落,处此情况之下,徐氏以竞争者姿态,脱颖而出,与之抗衡,为安徽刻书在全国范围内,夺得了应有的一席地位,为安徽出版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晚清时,著名考古学家王国维对徐氏甚为推崇,曾经为徐乃昌《随庵勘书图》题诗曰:漫忆庐黄甲戴钱,北江戏语费衡铨,问世尽有洪崖骨,不遇金丹不得仙。朝访残碑夕勘书,君家故事有新图,衣冠全盛江南日,儒吏风流总不如。前有随轩后随庵,二徐焜耀天东南,海滨投老得至乐,石墨琅书共一龛。
    徐乃昌曾与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著名考证学家王福庵研究甲骨、钟鼎、商周三种古文字,收集很多拓片。
    寓居上海时,与柳亚子、朱祖谋等编写《上海通志》。并热忱为桑梓尽力,民国初年与安徽大学程演生等,参与《安徽通志》编纂工作,尤其民国初年主纂之《南陵县志》对家乡史志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其藏书多至数万卷,不少海内善本孤本赖以收藏保留至今,除少数由于兵燹、迁徙、十年浩劫而散佚外,绝大多数得以珍藏在安徽、南京、上海、苏、杭等地图书馆(其中不少为其本人和后裔捐献)。例如积学斋善本书目录卡及金石碑帖本六千种,存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内;还有不少木刻版本存放在苏州报国寺内。抗日战争以前,曾赠送梓乡(安徽南陵)民众教育馆线装书数千卷,并用木板夹住,纱带扎紧,一部一部置于书庋内,藏于孔庙明伦堂真经阁上(当时为县参议会址),县长刘植派林达章继任馆长。抗日战争爆发,倭机轰炸县城,为保护好文物,林派人将几大橱珍贵文献搬至香由寺。不久,继任县长刘靖清见香由寺古木参天,林荫密布,为防空袭之好场所,命县府各科室迁香由寺办公。林达章无可奈何,只得另迁南门城外茶庵。时进隆冬,天气酷冷,县府卫兵将一捆一捆古书搬出燃烧御寒,就这样,珍贵文献被全部烧光。
    目前,台湾“中央图书馆”中,尚有其《闺秀词钞》三十七家十册,明复刻元版;《战国策》十卷十二册,以及宋代《宝佑四年登科录》、《绍兴十八年日年小录》,手抄本《岭峒志》、《平江纪事》等。徐乃昌尚有数十年从未间断过的日记及部分藏书,因保管不慎,有的转卖他人,迄无下落。其晚年还主编《安徽丛书》,印出各集均为皖籍学者著作,社会人士对此评价甚高。
    徐乃昌对金石考证学精益求精,被誉为江南四大考证家之一。他收藏很多金石器物,编有《随庵吉金图录》、《小檀栾室镜影》、《镜影楼钩影》、《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玉圣林庙碑目》、《积余斋集拓古钱谱》等。王国维十分推崇他这种以图录传古的功劳。尤其所藏汉、唐古镜、古钩(具年号钩镜,水银浸镜钩、日光镜……)数量之多,品种之奇、之精,世所罕见,为海内藏家之冠。
    徐氏又善于填词,华东师范大学周子美教授曾目睹其手稿,极为推崇。其夫人及二女有《绣余自好吟》、《冰奁集》、《记江集》、《纫兰词》、《香芸词》诸刊刻本。又擅长书法,所书径寸魏碑古朴、端庄、典雅。苏州灵崖寺大殿,今尚存有其手迹长联一副;杭州玉皇山半山道观大殿长联一副,毁于文革期间。
   
    热心实业
    徐乃昌自日本考察学务归国后,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前后,响应实业救国,竭诚辅佐张謇(江苏南通人,清末状元。)创办大生纱厂。初创伊始,资金短缺,徐氏则游说南洋大臣张之洞拨官银为大生纱厂官股,以济眉急。清光绪二十六年陆续开办通海垦务公司、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等实业。继又主办南洋劝业会,展销苏皖一带工农业产品。民国九年至民国十四年,徐任通海实业管理处处长、大生纱厂常务董事期间,为发展民族工业竭尽心力。
    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混战,兵燹连年,帝国主义者,趁机大肆侵略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当时,民族资本家实业救国之思潮正蓬勃兴起,徐乃昌与刘鸿生、刘吉生、李宣龚、陈叔通、刘念义等兴办上海水泥厂,并任董事;又与南洋总督周馥之孙周美权、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周叔韬(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兴办镇江大照电力公司,任董事;同时任大生纱厂二厂厂长。继又发起组织中国水泥联营,其联营单位有上海水泥厂、中国水泥厂、启新洋灰公司(乃周学熙、周叔韬合办),并负责主持其事。每当资金缺乏时,徐氏则多方奔走设法,向金融界(如浙江兴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大陆银行等)贷款资助,使兴办之实业日益兴隆。
    除此他还在上海兴建公园,如南市区的半淞园、闸北区之虬园等,供市民们休憩。
   
    爱国仇倭
    徐乃昌赴日本东京考察学务时,有次日本军国主义者当着中国留学生的面,公开蔑视我中华民族,向全校日本学生说:“苹果甜吗?你们喜爱吗?它出产在中国东北,我们大日本帝国要富强起来,夺取中国,首先占领东北。”徐乃昌听罢大怒,拂袖而去,愤然回国。
    “一二八”、“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沦为孤岛。徐氏坚贞不屈,终日闭门不出,只与当时佛教界名僧释印光、释妙真(苏州灵崖山有印光塔,妙真法师为住持)、名流王一亭、丰之恺等专门研究佛学,以避乱世,与世尘隔绝。
    对原来故旧王揖唐、梁鸿志、罗振玉之流沦为汉奸,卖国求荣,切齿痛恨,彻底断绝关系。平时经常教育子女读文天祥的《正气歌》。当其弥留之际,还告诫子女:“中国人要有志气,要学伯夷、叔齐,宁饿死首阳山下,也不作亡国奴!凡是当汉奸的戚友,必断绝往来,牢记、牢记。”其忠贞爱国,坚持民族气节,令人景仰。
    (《南陵史话》网络版由《南陵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授权好心情文艺独家发表,请勿转载!)
文章录入:塞北肥羊    责任编辑:塞北肥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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